揭开战后疮疤：《又见奈良》背后的日本遗孤
发布日期 : 2021-12-10 17:15:17
2019年，导演鹏飞注意到“日本遗孤”这个题材，去奈良待了8个月，寻找那些回到日本的遗孤们。
或许这段历史若是无人书写就会被人遗忘。因此，这些年也有一大批历史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在抢救这段历史。
《又见奈良》讲述年过七旬的中国陈奶奶，远赴日本奈良寻找其失联多年的日本遗孤养女，在二代遗孤小泽和退休警察一雄的帮助下踏上漫漫寻人之旅的故事。
中日合拍的背景，使得整部片子故事虽发生在日本但在思想上仍是中式的：在一个疏离的日本按照中国传统的熟人关系网来寻亲。
日本遗孤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推行移民侵略政策的产物，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北地区，是战争史上的罕见现象，有关“日本遗孤”题材的文艺创作也由来已久。
三浦友和扮演的日本黑社会大哥渡边胜在影片中的身份居然是日本开阔团的遗孤。随着日本战败，由于当时复杂的形势，渡边胜被父母遗弃，后被东北一户人家收养。
在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渡边胜被其父接回日本并抛弃了自己在中国的妻女。
渡边胜后来在日本与当时黑社会老大的女儿结婚，并逐渐接班成为了日本黑社会的头目。
80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谢晋导演也拍摄过以日本开拓团为背景的电影《清凉寺钟声》。
影片讲述抗战胜利后，一个大娘在回村的路上捡到一个日本弃婴并把他抚养成人的故事。
影片上映后获得极大反响，有趣的是这部电影与《唐人街探案3》一样破天荒的启用了不少日本演员。
《清凉寺钟声》反映了日本侵略军后代在中国的命运历程和心灵，用一种中国式的情感熏陶，在中日两国引发了强烈反响。
其讲述了日本战败后，日本开拓团里的少女多鹤被中国农民张俭的父母所救。围绕着张家和这个日本遗留女孩经历，一段特殊群体的历史就这样展开了。
反映日本遗孤的影视作品在中外都有不少。
在中国的影视作品里，日本遗孤的故事结局大多是回到中国，对中国文化怀有强烈认同感，同时表现中国养父母的仁爱温厚、跨越民族和地域的爱。
日本则侧重探讨个人身份问题、如何适应不同的社会文化、如何与日本政府抗衡，争取自我权利。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官兵优先撤离中国，“开拓团”的日本贫民被安排在最后撤退。
苏联红军乘胜追击，成千上万遗留在东北地区的日本人开启了一场大逃亡。
日本政府同时规定，五岁以下的孩子不准带回日本，由此留下大量日本孤儿，中文称之为“日本遗孤”，日语里叫作“中国残留日本人”。
这些日本遗孤的养父母出于不同的情况，收养了他们。有的是看孩子可怜，救他一命，但是难做至亲。
也有被日本人迫害而失去生育能力的女人，因为不忍抛弃已被辗转好几户的日本遗孤，便决心收养；也有人将遗孤视同己出，甚至亲生孩子都没有上学，也要供养养子女读书。
到了中日建交，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后，“遗孤归国潮”掀起，许多遗孤陆续回国寻亲。
因为养父母之恩，他们对中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在中国度过了漫长的40年甚至更久之后，多数遗孤辗转半生，最终回到日本。
遗孤们回国前有一条必要手续，就是要让养父母签字。据了解，没有一位养父母没签字，他们虽然不舍得，但还是鼓励遗孤们回到日本。
自2000年以后，回日本的遗孤已经越来越少，“该走的基本都走了。”
而据中国养父母记忆馆网最新统计数据，截止到2021年3月，目前还健在的日本遗孤养父母仅剩9人。
他们被日本人当成中国人，就像当初在中国被嘲笑为“日本鬼子”一样。他们虽然有两个家乡，但好像哪边都不是真正的故土，始终如同一条在海上漂泊的船。
他们在中国文化的滋养下长大，从语言、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看，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在中国，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发挥作用，而日本则是一个纵向社会，家庭与社会截然分开，由此形成对人情的不同理解。
中国人追求的是亲密无间的关系，日本人虽然也重视人情，却又注意与他人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成年后的日本人与原生家庭之间的关系已经不那么紧密，甚至显得颇为冷漠。
在《又见奈良》里，退休日本警察一雄一个人生活，女儿常年没有一封来信或是一通电话问候。
而在失联前，养母惠明与遗孤丽华隔着千里却书信往来频繁，丽华的字里行间都是对养母的爱和思念。
许多遗孤因为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等被当成日本社会的中国人看待，内心常陷入“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的认同焦虑。
他们终其一生都陷入身份认同错位中，不知如何自处。那种认为自己是异类的自卑感，经历几代仍挥之不去。
老一代遗孤很难融入日本生活，他们有很多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但二代遗孤身上的历史痕迹已经减少了，有一个现实的原因，90年代的日本比中国发展要好，他们渴望融入日本社会，但却生存艰难，处在社会边缘。
《又见奈良》中的小泽是中日混血，父亲是一代日本遗孤，她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中国东北度过的。
到了日本之后，小泽的生活过得并不好。
住的是最便宜的公寓房，工作也就是在居酒屋当个服务员或者做一些流水线的工作，平时还需要做那种一百个四块人民币的手工活赚外快。
对日本稍有了解的人估计知道，日本社会是由一个个集团组成，社会上存在的集团主义和对企业家族式的认同感拒斥异类的进入，没有归属的人难以在社会上立足。
在日剧《铁证悬案：真实之门》里，日本遗孤大川过着被排挤、被嫌弃的一生，居住地的日本人觉得大川行为举止一点也不像日本人，因此经常排挤他。
平时交流都要靠儿子翻译的大川，能说的寥寥几句日语中，其中一句反驳别人的话是：“中国人は 違います！私は 日本人 です（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
也因此，大多数遗孤在“排他性”严重的日本社会很难生存，收入普遍较低。
除此之外，遗孤们回国后，在户籍、居住地、身份担保人、亲属接纳上都存在极大的问题。
日本遗孤及其后代在日本的遭遇，牵动着他们在中国的养父母的心，但他们大多心有余而力不足，真正像影片中老人那样飞赴日本探亲的少之又少。
